传说黄帝之史官仓颉造字，“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前后至距今5000年前后，基本上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。”（许顺湛《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》，《中原文物》2001年第5期），因此仓颉造字的年代应该是在仰韶文化时期。文字的发明创造显然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功劳,从科学的角度考虑文字的产生轨迹，仓颉对文字的贡献应该是整理而非创造。整理的前提是有积累了相当多数量可资整理的素材。这些素材当时是否确有？仰韶彩陶的发现为揭示问题的答案提供了线索，讨论中国文字的起源是以仰韶彩陶纹饰为出发点的。

精美绝伦的彩陶，神秘的纹饰，原始先祖的智慧与才智让我们叹为观止。探寻彩陶纹饰传递的深层次信息，这些彩陶纹饰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创造 ，它是那个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缩影，丰富多彩的彩陶图案，大多来自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、摹画，彩陶纹饰的形成阶段在时间序上正是处于甲骨文形成的前期阶段，甲骨文的字形，许多属象形字，也是源于对客观事物的形体描述，因此，文字的形成与彩陶纹饰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，彩陶纹饰的创作为文字的诞生积累了最基本的要素，奠定了深厚牢固的基础，是文字产生的前源在甲骨文形成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应为文字的初创时期，在文字的创始阶段，文字的基础是扎根于彩陶纹饰的大量创作之上，随着人们认识外界事物能力的提高，抽象思维的作品不断出现，一些几何符号突破客观事物形象的原貌的限制，已经具备了文字构成所需的各种笔画要素特征，如同汉字笔画点、横、竖、折、撇、勾、捺等。这种基本要素的储备，为文字的脱颖而出创造了客观环境。

在仰韶文化半坡、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上，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一些类似甲骨文的奇怪的刻划符号，这就是另一种彩陶纹饰——刻符。西安半坡的刻符有113个，姜寨的刻符有129个，包括临潼零口、长安五楼、临潼垣头、贺阳莘野、铜川李家沟其格遗址发现出土彩陶刻符共52种，这些刻符大部分是刻在陶钵的口外缘黑宽带纹和倒三角纹上，并且大部分是在烧之前所刻，每件器物上仅刻一个符号，它们是人们根据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设计的符号。在西安半坡和姜寨发现的刻符有许多是相同的，如此众多的陶器上都刻着大致相同的符号，绝不是偶然，对此有不少学者推测，它们一定代表着某种意义。难道这些符号会是文字的雏形吗？远古人类到底想用这些符号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是陶器主人的名字吗？还是用来区分每件陶器的用途？看来这些符号所要体现的真正意图，只能让我们陷入对远古人类无尽的猜想之中了。

1986年在同于半坡时期的双墩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一批陶器上也有刻符146例，种类59种之多。这些符号多集中在器物的外底部，有形象的鱼、鸟、猪、蚕等动植物和几何形图案，笔画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。从反映的事物范围分析，此时符号的发展非常迅速，以符号表达事物已经形成一种潮流。

尽管一部分考古学家对这些刻符谨慎地表示“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认可，尽管仍是符号，却具备了文字的某些特征”（见徐达立《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刻划初论》，《文物研究》1989年总第5缉）。“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，代表一定的意义……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”（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：《西安半坡》，第186页，文物出版社，1963年），许多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还是撰文直指其为早期文字，郭沫若说:“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,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,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”。（ 郭沫若：《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》，《考古》，1972年，第1期。李孝定：《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》，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》，第50本，1979年。王志俊：《关中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，1980年，第3期。张光裕：《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》，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，第十二卷，香港中文大学，1981年。李学勤：《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》，《文史知识》，1984年，第5期。）。

可见，文字起源于仰韶文化，起源于彩陶，并非是传说。

文：王军学